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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的第一个好处在于快速吸引外资流入。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內,中美两大国均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债务问题。美国体现在联邦政府显性债务,也就是国债规模,而中国则体现在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由于美国国债可流通,且外国投资者的持有比例较高,因此化债压力更大,因为违约风险会通过二级市场快速反应在债券价格上,进而影响美国再融资能力。因此只有通过美元贬值,来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对外国债权人的实际价值下降。通过这种“通胀税”,降低名义债务的实际价值。手段自然是降息和量化宽松。而中国的地方债务则更多的是内债,主要由国内商业银行或国内投资人持有,化债手段相对较多,例如可以通过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比如债务展期、转移支付等手段缓解,因此相对而言人民币汇率并没有过多来自于债务问题的压力。然而这债务问题给中美两国都带来了一个影响,政府举债能力的受限,也就是说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拉动本国 GDP 的手段不容易达成了,因此在此阶段为了拉动经济,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吸引资本回流。
我们知道理论上在财会原则中全球国际贸易经常帐加总一定是 0 ,因为一个国家的出口一定是别国的进口、收入/转移支付也是互为对应的经济流。那么在贸易顺差突破新高时,一定意味着某些净进口国家的逆差也升高。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各个国家都以提振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因此贸易逆差的扩大,会对本国 GDP 带来拖累的发展,特别是针对一些已经进入低增速模式的已开发国家来说,数据上的微小波动,对 GDP 的成长带来的影响反而更大。而缓解贸易逆差通常有两个手段,第一是贸易保护主义为基础的增加关税,第二是调整汇率关系。前者以中美之间关税战的暂时休战而告一段落,而人民币有序升值则有利于快速缓解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带来的政治冲突,进而减少由此带来的政府支出。
2. 机会成本:我们知道虽然中国经济总体的基本面展现出了韧性,但仍然面临不小的挑战,这就是来自于房地产价格下跌带来的全社会层面的财富效应缺失。因此在这个背景下,经济政策以稳为主,化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再分配才是最现实的策略。因此虽然我们看到中国股市出现了一波整体的拉升,但笔者认为只能看作估值修复或投机,并不能说对远期发展有明显利好的环境出现,而在利率方面,人民币国债利率持续走低,也放大了这个操作的机会成本。而持有稳定币资产,则相对较为灵活,有利于进行全球资产的配置。特别是在美国进入降息周期內,流动性较为充足的情况下。
那么基于这样的策略,如何适当对冲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率损失呢?首先我们自然会想到通过汇率衍生品来对冲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但是这在链上环境是十分难实现的。在去年年初十,笔者有设想过做一个去中心化汇率衍生品平台,以提前布局这个需求,但调研结果是,一些相关竞品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以 DYDX 的 Foreign 衍生品板块为例,可以看到盘口深度非常浅,流动性明显不足,这显现了做市商对此业务兴趣寥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监管压力的问题,我们知道汇率管制一直以来是各个制造业国家最为看中的手段,例如中韩等国。因此相对于加密货币投资,汇率衍生品一定面临着更高等级的监管,而有汇率对冲需求的投资者大部分也是这些国家的投资者,因此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
· 链上黄金 RWA :黄金在过去几年內的价格增幅令人瞠目结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元贬值预期带来的助力都让黄金资产炙手可热。对于链上投资者来说,购买黄金 RWA 代币也相对容易,且流动性较为充裕。例如 Tether Gold 和 Pax Gold 等,但是关于黄金是否泡沫化的讨论也一直没有停止,从这两天贵金属的剧烈波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微妙的博弈格局,如果是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如果没有提前布局,此刻相比保持观望更为安全。
当然汇率风险也在于如何解决与欧盟的政治摩擦。由于欧盟各国大多数为已开发国家,且制造业在 GDP 占比远比美国来的更高(欧洲制造业占 GDP 比例达到 15% ,而美国则为不到 10% ),这就意味着欧洲普通民众的主要收入中工资收入,相对于投资带来的资本利得的占比更高。在过去一段时间內,欧盟由于失去了俄罗斯廉价的能源供给,导致成本攀升,制造业受到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由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对欧洲的支柱型产业之一,汽车产品产生了极大冲击。这就意味着欧洲整体产业利润的下降,企业利润的下降带来的两个影响是政府税收的下降,以及工资增速的放缓。前者也会通过财政吃紧,进而影响欧洲原有的高福利的维持。这两者都将使得居民的财富效应降低,进而影响消费。而投资方面,由于缺乏 AI 方面的优质标的,欧洲失去了在 AI 领域的资本竞争能力,欧洲资本大都流出到美国的 AI 市场中,以争取更高的预期回报。因此投资方面也不容乐观。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净出口对于经济的影响就会被放大,因此欧洲各国政府对贸易逆差的态度也更为激烈。
然而笔者认为当前欧盟并不具备美国在关税战中与中国展示出来的博弈资本,而且欧盟各国对中国的态度也不一致,例如匈牙利、西班牙等国的态度,因此很难在谈判过程中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中欧之间最终并不会以大幅调整汇率为基准进行贸易再平衡,而是会以欧元利润在地投资协议作为最终的合作框架。一方面是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例如印度、越南、巴西等国,欧洲资本市场制度更为健全,对资本的保护相对较好。中国此时的外汇存底较为充裕,因此可以通过再投资的方式提升利润率。另一方面稳定汇率关系也有利于中国商品在欧洲保持足够的竞争力。